时刻新闻
——访《新华文摘》总编辑喻阳
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离不开对其学术成果的考量。而考量一项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则是学术评价所要把握的最终价值，因为对学术机构、团队或者学者的评价，都是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评价而实现。
当前，我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学术界对学术成果领域的种种诟病，并由此引发的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如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成果具备应有的学术价值？《新华文摘》总编辑喻阳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章选编工作，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重量轻质”造成大量学术垃圾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成果是衡量从事学术活动者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您怎么评价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现状？
喻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无论是学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基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学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回答社会现实问题的应用性研究，还是对世界各国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介绍和阐释，均可谓硕果累累。学术文章的发表，学术书籍的出版，在数量上很庞大，尽管其中有不少质量不高的东西，但高质量的文章和著作也数量可观。
毋庸讳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有的问题还很严重。我是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章选编工作的，平时工作中与人文社会科学报刊打交道比较多，以前也做过很长时间的图书编辑工作，编辑过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应该说，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现状是大致了解的。我认为，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就学术成果论，存在以下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是低水平重复触目惊心，累议不绝。翻开一本本学术杂志，打开一本本学术著作，甚至不需要打开，看看书名就可以知道，相同或类似的问题长时间、高强度重复，可谓“热度不减”。我常常感到奇怪，这些写文章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就不需也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其研究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吗？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早已被人研究过了，其成果与你的“独立研究”相近，甚至可能还要好一些，那你的研究还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说因时间太靠近、彼此因不相识而不通音讯导致研究问题“碰车”还情有可原的话，那很多有明显时间间隔的相同或类似研究问题和结果，后来者何以心安呢？如果说研究者“豁出去”了，为省事而不管那么多，那期刊、图书编辑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把关”的？
现在一些学术期刊要求刊发的文章必须有文献综述，这是一个好的做法，尽管不宜一概而论。但大多数期刊社、出版社并没有这样要求，有的这样做了，但做得也比较马虎。
二是由于评价体系和不少研究者自身认知等原因，普遍重量轻质，造成大量学术垃圾存在。单就文章发表和学术著作出版的数量而论，我国已是学术大国、出版大国，但就有影响的成果而论，与出版总量相比，应该说其中的优良率还很低。
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另一个普遍为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国际影响力不高，很难真正“走出去”。语言、话语体系障碍是重要原因，而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站得住脚的独创性研究阙如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确实饱受学界诟病。具体来看，您认为，其不合理因素有哪些？
喻阳：学术评价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前面谈到过的“重量轻质”。当前中国学术研究成果存在的诸多问题或言乱象，病态的学术评价体系难辞其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道德经》仅五千字左右，《论语》一万多字，《孙子兵法》不足六千字，《心经》只有二百六十个字，但它们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显然世所罕有。如按现在的标准，其作者哪里评得上“高级职称”呢？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文章盈尺甚或著作等身之人，如要陈述其独特学术贡献，又究竟需要几行字呢？
评价主体不适格也是重要问题。对文章、著作真正有资格的评价主体，应该主要来自同行专家。那些根本没看过被评价对象的作品，只知道看作品数量的外行人士，何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呢？作为学术评价的主体，学术同行之所以有资格从事学术评价，是因为他们受过共同的学术训练、拥有共同的知识，用共同的专业语言对话和交流。一项研究成果只有同行们才能比较真切地了解它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所以，同行评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提高学术品质与改革现有体系并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如何通过改革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有效解决学术成果领域存在的问题？
喻阳：要解决学术成果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研究者职业精神和学术品质。须知，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长期积累，通常需要接受专业培训，还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另一方面，需改革现有学术评价体系，重建健康学术生态。
关于改革学术评价体系，这里特别提倡和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重质轻量当为学界共识与风气。要充分树立质重于量的意识，深刻认知学术成果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创新品质和经得起检验的论证与表达，而非简单重复的拼凑与敷衍；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其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多少只有有限的参考作用。
其次，同行评议应成为普遍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对文章、著作的评价，最合适的评价主体，只能是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其中重操守、公信力强的专家。同行评议应成为学术成果评价首选甚或唯一机制。
最后，代表作制应成为职称评定、岗位晋升中的普遍做法。基于质重于量的学术成果评价认知，在事关广大教学科研、技术、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教学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岗位晋升和收入待遇等问题上，我们提倡以质取胜，普遍实行代表作制，而不是一味比较参评者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多少或发表、出版机构的所谓“档次”等级。我们可喜地看到，近几年一些高校等学术单位已经在逐步推行职称评审等方面的代表作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值得着重思考和完善？
喻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构建这样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评价体系时，既要积极了解、学习别国成功做法，但也不能盲目、机械模仿、照搬别国做法，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善于学习，勇于纠正不恰当或已过时、被普遍认为问题多多的做法。在设计相关指标评价体系时，要尊重实际，同时要有前瞻眼光，合理确定相关因素的权重指数，注重创新特质和学术规范。要提倡、保持谦虚谨慎的学术立场和态度，承认任何一个经过认真调查、思考和讨论而设立的指标体系的参考价值，同时避免将任何一个指标体系绝对化、神圣化为普适天下的唯一标准。要大力提倡良好学术生态的建设和培养，强化从业者职业素质。
总之，经过全社会，特别是相关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一个科学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当能赫然凸显中国学术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本报记者唐红丽）
(源自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2014年11月20日17:15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红网综合
编辑：严欢
本文为社科规划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