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对智库个体提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继续凝练各类型智库分工互补的特色，建立适应国家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就要确立一个总体的发展目标定位，确立一个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形成的组织载体，确立一个保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管理机制。
总体目标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提出，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智库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和“新型”的内涵及关系。中国智库的特色主要基于发展环境的差异性，而“新型”则体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将“特色”和“新型”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智库特色的凝练，需要识别中国智库发展环境的差异性。这一差异既与“苏联模式”不同，也不同于“美国模式”。“苏联模式”强调智库影响力的发挥建立在和政府之间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渠道，以便将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者输送，其优势在于参与政策过程的直接高效，其缺陷在于受制于体制因素智库专家不敢向领导人提出反对性的意见和创新性的建议。“美国模式”强调智库保持独立性，认为智库必须和政府保持距离，以便不受政府领导人意志的影响，传播独立见解，但刻意为之或者标榜，也难以真正发挥智库的独立性。
事实上，每个国家选择的智库发展道路与该国政治发展水平、制度规范、社会组织成熟程度等具有很大关系，中国智库探索和继续完善发展的“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智库多元化格局下的合理分工。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决定的出台，民间智库必将在中国迎来蓬勃发展期，中国智库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将趋于完善。三类智库间既在决策咨询市场呈现竞争态势，又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形式实现合作，形成中国智库整体多元化并合理分工互补的特色格局。同时，智库参与的协商性将为中国智库多元化格局下分工互补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目标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具体而言，“服务决策”是根本，“适度超前”是关键，表现为内部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外部增强国际影响力；发展前提是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落脚点是建设高质量智库。
激励机制
任何一个组织在运转中，都需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使组织成员在其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引导下实现组织目标。如此，激励机制从组织内部而言，是引导组织成员为组织目标实现而奋斗的激励性制度安排；从整个组织体系而言，是引导整个组织体系为提升整体目标实现能力的激励性制度安排。
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激励机制应该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建设。从智库内部而言，应该在组织中建立起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同时做好组织绩效的测量和记录工作，为如何衡量智库成员绩效做好准备；从整个组织体系而言，应该着重通过智库的声望和影响力评价进行激励。智库作为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工作重心主要为政策研究，类似其他学术共同体，智库对其声望和影响力异常重视，智库提交的政策建议被采纳并在实践中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种社会价值实现的成就感，是对智库的最高奖励。尤其是一部分智库的确在按照非营利组织的模式运转，对其激励应以提交的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的决策机构采纳度、社会认可度和实践效果的总体评价作为声望奖励。同时激励机制也应考虑政策实施绩效的滞后性，对其评价也应该将智库的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评价结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加全面、更加长远地衡量智库的绩效。
竞争机制
一个组织体系的良性运转有赖于组织体系随外部环境变化的自适应能力。这个自适应能力来自于组织体系中各构件的相互竞争。要确立一个智库间适度竞争的机制安排，通过公平竞争，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整体质量。这实质上是指智库在思想市场竞争的规则问题。智库作为思想市场思想观点和解决方案的供给方与决策需求方是这个适度竞争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和实践者。目前受制于种种因素，中国当下的思想市场是个典型的“买方市场”，尤其是政府决策咨询业务的特殊性，使得这个“买方市场”的地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下去。所以竞争机制确立的主导者在于买方——政府决策机构。政策决策机构应该制定相应的规则使智库能够在公开公平的环境下竞争政府决策咨询业务，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允许智库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不同的观点、方法，并通过制度化使之持续下去。
合作机制
智库间的竞争机制发挥到一定程度，会造成智库的优胜劣汰和分工调整。从整个智库产业而言，因竞争造成智库寻求不同的竞争优势。同时，智库间本身存在着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因所在区域不同而造成的区域政策问题竞争优势。这样的划分将会使竞争态势下的智库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智库生态。但是，各个国家面临政策问题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愈发凸显出其复杂性，智库间的合作就成为获得更大范围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智库间的合作机制的确立不像竞争机制一样主要以政策决策机构为主导，也不像激励机制一样分为内外部而需要不同的主导者。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智库间自我组织的一个结果，需要不同竞争优势的智库间在合适的政策环境、政策问题及智库生存环境下的自我选择并按照协商的规则进行合作。近年来，教育部推出和倡导的协同创新中心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出现协同创新中心，其实质就是智库间的合作，甚至是智库和其他科研院所、企业间的协同合作。
监督机制
智库管理机制中的监督机制主要发挥其规范智库发展的纠偏功能。智库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因经费资助方的利益诉求而使智库赖以发展的公共性大打折扣，也可能会出现智库成员在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中寻求个人私利或伙同他人渔利的现象。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发挥纠偏的功能。如何能将多元的利益诉求整合起来为组织目标实现而努力，并保证努力的方向在既定的轨道而不越轨，监督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这也是组织管理职能中控制职能的一个体现。智库监督机制的建立应该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智库内部的监督机制，比如各种财务制度、保密制度等；二是从智库协会的角度，行业内的监督机制，比如学术不端之类的数据造假、观点思想抄袭等；三是从政府监管的角度，主要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比如智库活动在保密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框架下的监督检查等。
管理机制的确立过程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规划涉及的具体政策制定和逐渐完善的过程，也是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
链接
智库的“美国模式”：独立性、非营利性、特色化、现实性和简洁性是美国智库主要特点。其中，独立性是本质特征。它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为保证智库专家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以政策研究为核心。资金的独立是指智库的研究不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每家智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并努力使资金来源多元化。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智库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研究过程遵循客观、独立。虽然某些智库的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大多数美国智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智库的“苏联模式”：苏联的智库出现于苏共二十大之后即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反思国内经济和政治现实，同时弥补当时的苏共领导层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认知严重不足，以苏联科学院为首建立了一系列智库机构。除了科学院体系内的智库，苏联共产党内也设立了一些分析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提升官方意识形态，使之适应新的世界水平和新时代的要求。苏联领导层利用这些党内智库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受当时历史的局限，苏共党内智库专家学者的主要职能是为苏共各种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源自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2014年07月14日15:52学习时报。）
来源：红网综合
编辑：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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