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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始于20世纪初，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等。21世纪初，国内学界兴起“关键词”研究热，以“关键词”为关键词的论文、著作和丛书，涉及文化与社会的诸多领域，研究方法除词汇释义外，兼具对象与方法之双重内涵。目前，关键词研究已成为开启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意义世界的金钥匙。
中华文化意义世界的语义根源
人类文化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不约而同地取得了辉煌成就。就华夏文明而言，时空节点是殷商西周及春秋战国，经典文本是六经及诸子，语义根源则是先秦元典关键词。以《易》为例：书名“易”乃总关键词，八经卦为元关键词，六十四别卦为核心关键词，而经之卦爻辞与传之《文言》、《彖》、《象》、《系辞》等，则是对各层次关键词的诠释。先秦诸子已经注意到六经的核心观念（即关键词）问题，如《庄子·天下》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亦有类似的说法。就词的语用状态而言，不同典籍或流派常共用相同关键词，如“天”、“道”、“心”、“性”等，而不同文化流派对同一关键词的释义和使用常常见仁见智，甚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关键词在语用层面的诠解分歧，又由词的语义之源所决定。篆体的“道”，左边义旁由“行”与“止”组成，此乃“道”之词根性的真实写照。诸子百家各道其道，墨法强调“行”，老庄看重“止”，孔儒在“行”与“止”之间，等等。溯源追根，“道”所包含的终极追问、规律寻求和方法择取等形而上意蕴，依次源于与“道”之行止相关的词根性规定：起点与终点，在道上行走，以及行道之方式。
源起于轴心时代、扎根于先秦元典的中华文化关键词，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标举特定时空的文化观念，接续前世与后代的文化命脉，从而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坐标。同样是“道”，两汉经学讲述“道沿圣以垂文”，魏晋玄学复兴“道法自然”，唐代文化兼宗“道教”与“佛道”，宋代文化援玄佛入儒而成“道学”，清季以降则以“道—器（技）”博弈和“道—logos”对谈应对中西文化冲突。如果说，不同时代的“道（本体）”之“道（言说）”，标识不同时代之文化的核心价值、认知路径和言说方式，从而铸成“道”的坐标性；那么，当“道”与异域关键词（如buddha、logos等）对话时，“道”则具有了转义性或再生性。从轴心时代到全球化时代，汉语关键词以词根性固其本，以坐标性续其脉，以再生性创其新，从而建构起中华文化的意义世界。
跨越学科区囿返回语义现场
先秦六经及诸子的创制者，用关键词建构中华文化的意义世界，而这个意义世界是没有学科区囿或壁垒的。先秦元典中的文化关键词多具有某种“全息”特征，一词一世界，一个关键词几乎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全部信息。前述“道”兼具形而下与形而上之义，有如八经卦中的“乾”，三根爻线，天地人尽在其中。甲骨文表人的字占五分之一以上，故“天”、“文”、“心”、“性”等元关键词因其“属人”或“从人”而秉有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个关键词由“词根”到“坐标”到“转义”或“再生”，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有曲折之过程，更有复杂之语境。比如“仁”，仅在《论语》一书中就出现109次，其语境之异必然导致语义之别。“仁”在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的元典中也频繁出场，不同文化场域中的语义所指更是大相径庭：在儒家是有等差的“爱人”，在墨家是无差别的“兼爱”，在道家是“自爱”，在法家是“自为”，在兵家则与“诡道”相关……若忽略具体时空语境和文化争鸣现场，则难解“仁”之真谛和奥义。
语言是人在天地间的存在方式，关键词则是枢机性、概要性或精粹性语言，而文化关键词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本质，是中国人在意义世界的存在方式，更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人的生命本体、语言存在、民族精神和道德理想是由关键词所命名和指称的，中国人对天人、人人、人我关系的体悟和理解是由关键词所辨析和描述的，中华文明的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再生、新创是由关键词所承续和光大的，中国文化的传播接受以及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关键词所担当和完成的。因而，对关键词与意义世界之内在关联的揭示及阐发，仅依靠各自学科的分科释词是难以完成的。用关键词研究开启中华文化的意义世界，需要跨越学科区囿，返回轴心期百家争鸣的语义现场，对关键词作整体观照和系统阐释。
作为方法的“关键词研究”
关键词是有生命的，它虽可以衰老乃至死亡，却也可以再生甚至永生。前述《墨子·经说》的近百个关键词，有的已经逝去，有的依然活着，后者如“仁”、“义”、“中”、“合”、“梦”等等。关键词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而关键词研究的历史使命，说到底是要通过开启文化的意义世界而激活文化的生命力。欲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打破学科藩篱以实现路径更新外，还要有研究方法的更新。
学界既有的关键词研究不外乎三种模式：“标准答案、一锤定音”的辞典式，“语料汇抄、词义类聚”的类书式和“范式归纳、体系构建”的范畴式。三种方法又以“辞典释义”为基本模式：类书是为辞典准备语料，范畴则是扩展版和理论版的辞典。对关键词研究而言，三种模式均有使用价值，其通病则是缺乏对关键词生命历程的动态把握和现时关注。就方法论而言，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法即“历史语义学”，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关键词》中文译者在该书导读中指出，作为方法的“关键词研究”，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与‘现在’意涵”。因而，关键词研究尤其要关注词语的古今关联及语义变迁。阐释主体若不能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辨识关键词在当下社会中的转义、变异和更生，不能客观把握关键词之再生性所折射出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及融合，则必然遮蔽关键词的现代价值，阻碍关键词研究对中华文化意义世界的开启。
笔者主张在通变传统释词方法的基础上新创“生命历程法”，厘清并描述关键词从诞生成长到更新再生的生命历程，从而在词根性、坐标性和再生性的不同阶段和层面，展示关键词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关键词阐释的“生命历程法”，不仅要继承小学、经学、子学及史学传统，亦要吸纳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阐释学等外来研究方法。“生命历程法”的新创与应用，不仅对关键词研究，而且对相关领域如中国哲学、美学、文学及文论研究均具较高学术价值。概言之，用心锻铸“关键词研究”这枚金钥匙，可望重启中华文化之枢机，重睹中华文化意义世界之神貌。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
(源自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2014年06月04日09:53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红网综合
编辑：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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