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一、世界经济调整之变
发达国家率先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再工业化为核心，以绿色增长和智能增长为基本方向，以新能源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发展中国家调整特点则是，将由外部需求拉动为主转向内需推动为主，以自我调整为主。发达国家仍将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占据主动，保持竞争优势。这些调整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金融危机重新塑造全球分工格局。长期以来，世界主要分为三类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承担着工业生产环节；拉美、非洲、中东、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负责提供资源和能源。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旧的分工格局，正在改变国际分工链条，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使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并将重建全球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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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国际再分工，是价值链位置再调整，是国际利益再分配。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这好比一个人找工作，原来只能在国内找工作，现在可以到国际上去找工作了。到世界上去求职，先要看看自己有什么本事，适合干什么。中国的优势就是劳动力多，人肯吃苦，但技能不高，所以只能做些苦活、累活，挣点辛苦钱。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创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来形容中美经济体的结合。弗格森认为，“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他把“中美国”比作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姻。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一个家庭里“男人挣钱，女人花钱”，中国是“男人”，美国是“女人”。金融危机后，弗格森又讲，这个“婚姻”要消亡了。实质上，所谓“中美国”，其实就是一种国际分工。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端，做高端制造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国在低端，做生活用品的“最终生产者”。这样一种分工，属于互补经济，矛盾相对要少，美国及发达国家当然愿意这样的分工继续下去。金融危机后，这种发展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美国不能总做“最终消费者”，它要做出口国家；中国也不能总给别人打工，要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发展，改变自己的地位。由此，分工结构就要发生变化了。
第二个特点，发达国家用再工业化应对去工业化。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造成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不能过度搞虚拟经济，去工业化，要抓实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各国普遍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吸引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回归。
欧盟委员会提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从2013年的15.1%提高到2020年的20%。1990年，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还有22%，如今，这一比例不到10%。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说，有超过10%的英国外迁企业要回来。今年4月7日开幕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主题为“融合的工业”，习惯上称为“工业4.0”，其实就是“智能生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说，“工业4.0”意味着未来的智能工厂能够自行运转，零件与机器可以进行交流。目前90％的创新在欧洲之外产生，欧洲不能错失下一代工业改革。为保证再工业化战略有效实施，2010年8月，美国出台了制造业促进法案；2012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其提出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将完善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作为三大原则之一。美国媒体报道说，10年来，多达200家美国公司把生产搬回国内。5年前，面对打算在哪里开设下一家工厂的问题，10位首席执行官至少有9位会回答：中国。而今天，给出同样回答的不会超过两三位，而多达5位会说：美国。2012年4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对美国大公司展开的调查发现，销售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有一半以上正在积极考虑把生产搬回美国，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中也有1/3有此打算。日本的汽车生产线越来越短，汽车喷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工作流程缩短了40%，钱省了，质量还高了，广泛使用小型设备，厂房空间缩小，机器人、无人搬运机、无人工厂、细胞生产方式广泛使用。世界首个数码无人工厂已经在日本建立起来了。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未来的世界工厂要一条狗和一个人就够了，狗看工厂，人来喂狗。
关于再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英国商业、创新与技术部国务大臣普锐斯克明确表示说：“我们的策略是，高价值设计和创新。”美欧许多人主张实施再工业化对策，重新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尽快改变外国制造、本国消费的经济格局。目前，欧美的再工业化已经有了成效，制造业再次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并在全球竞争角逐中重新获得优势。更多的人意识到，“劳动力成本远非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把创新与制造分开原本就是一个坏主意”。
第三个特点，世界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金融危机过去5年了，世界经济艰难复苏，要想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困扰，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消化好前一阶段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个是要有新的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各个国家采取什么办法呢？就跟一个人得了重病住院一样，要先输液，把病压下去，各国都往市场里投钱，救企业，搞量化宽松政策。市场上钱多了，企业有了资金，流动开了，慢慢就缓过来了。但是要真正治好病，不能一直打点滴，一定的时候得撤出，转为靠内生抵抗力抵御疾病。这个内生动力是什么？就是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要出来。现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要调整，各个经济体就会有变化。钱向发达国家回流，最着急的就是新兴国家。下一步，世界经济的走势就要看新科技发展的趋势了。
世界现在就盼着有新技术把经济从低潮再带到一个高潮，新的技术是什么呢？大家说了很多，比如说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核能生物学、机器人，等等，这些新科技都在跃跃欲试。由于新技术不成熟，产业化、商业化程度不够，不能带动经济更快地发展，人们一时还看不到发展的前景，但是它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人们感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要到来了。新的科技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什么是颠覆性技术？当技术创新对旧的传统技术体系构成实质破坏和冲击时，就是颠覆性技术创新。例如，数码相机技术对机械相机技术的否定和冲击就是颠覆性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压力，也是机遇。如果在这时候实现技术创新和突破，就会在新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科技的发展，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带来生产方式、销售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变迁。比如3D打印技术的使用，改变了传统的“集中生产、分散销售”的生产方式。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缘于我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可以把世界的零部件运到中国来，集中组装完成后再送到世界各地销售。3D打印技术使得人工成本变得更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离市场更近的地方生产，快速满足市场的个性化需求，减少运输环节则显得更为重要。“分散生产、就地销售”会成为新的生产模式。所以，有人说，如果中国不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终结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这不是危言耸听！
再比如，大数据让物质世界变得可计算。大数据展现出四个“V”——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eracity（精确）的特点。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车联网、手机、平板电脑、个人计算机以及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无一不是数据的来源或者承载方式。2013年春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大数据如何扮演招聘角色》介绍了以镀金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企业通过大数据搜索人才的故事，他们改变了传统招聘过程中关心的“他在哪里上的大学”、“他此前在硅谷工作过”等评估要素，而是设定上百个他们关心的问题作为搜索词，比如常逛的网站、在论坛上的发言类型等。结果，这种“算法”判定26岁的杰德的编程分数是整个南加州最高的，从而让这个需要依靠信用卡赊账度日、一直在自学编程的小伙子找到了如意的工作。
在新能源方面，由于采用新技术压裂法开发了页岩气，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降低到了40%。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天然气价格是欧洲进口天然气价格的1/3，是日本进口天然气价格的1/5。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得益于国内页岩气的发展，2035年时将实现天然气净出口，石油进口可能降低到30%左右。这种能源优势不仅会降低生产成本，吸引企业投资，甚至会改变世界格局的走向。页岩气革命会使美国减少对中东的依赖，中东石油供给对美国经济的制约作用就会逐步减弱。
二、国际竞争方式之变
人们常说，国际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我理解，既然是综合实力，竞争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简要说，至少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实力，标准是质量效益好、科技水平高、发展可持续；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层面，即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第三个层次是文化层面，核心是价值体系。
经济实力竞争是基础。衡量经济发展既要看总量、看规模，也要看结构、看质量。中国在数量竞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下一步的经济竞争，不仅要比数量，更要比质量。比如，中国和日本比较。2001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4，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日本1/4的时候，日本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什么感觉，现在平起平坐了，感觉肯定不一样。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来到中央，实力上升，地位提高后，原有的世界秩序和经济治理方式，是不是要改一改？利益是不是要重新分一分？话语权是不是要增加一些？答案是肯定的。同时，你发展了以后，矛盾和冲突不仅不会少，反而会更多。如何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与其他主要大国重新制定国际事务中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挑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其新著《中国走向世界：部分影响力》中说：过去30年，分析人士一直在观察世界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现在情形颠倒过来了，需要观察中国是怎样影响世界的。
经济竞争硝烟的背后，是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任何人都否认不了。但我们说成绩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有偏见的人就要质疑了。一直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他们的制度才是最好的，世界各国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取他们的经，走他们的路。他们的逻辑是：西方化＝现代化。意思是说，不走西方的路，就不会有现代化。这是典型的西方式傲慢。中国的成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信，也让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许多国外知名人士认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过度强调市场自由主义理念，导致盲目生产、过度消费和贫富分化，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宏观调控，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模式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对长期以来西方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挑战，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各国走什么路，一定要依据自己的国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演讲时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制度创新。
更深层次，则是文化层面的竞争，或者说是软实力的竞争。文化是什么？见仁见智。但大家都承认，文化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体现。文化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有形的东西，一种是无形的东西。有形的就是我们的文字、长城、孔子学院、武术等。无形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文明、道德等。从这个角度讲，文化是深入人心、被人们自觉不自觉所信仰、所遵循的东西。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当然，文化竞争，不是文明冲突，是让自己的文化强起来，具有吸引力和融合力。有人说过，科技不强，一打就垮；文化不强，不打自垮。国际竞争，最终还要看文化的力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是文化的复兴。现在，从上到下，都非常关心文化问题。中国是文化大国，但远远不是文化强国。文化强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具有坚定的共同价值观和思想力量；二是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三是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多样性；四是文化产业发展好、影响大。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要践行好核心价值观倡导的24个字。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传统美德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个和世界交流的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讲，文化交流第一是跨语言，第二是跨信仰，第三是跨生活方式。跨是什么？就是你说的话人家听得懂、听得进。前段时间，奥巴马去好莱坞视察，他对“梦工厂”的人们说：“感谢你们让50亿没有到过美国的人知道了美国电影里的经典台词，你们在工作中输出了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的外交工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首先要让人家能接受。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深刻阐述了中国的文明观，他说，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我们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在文化竞争中，还是西强我弱。拿文化产品来说，中国去年一年生产了15000集电视剧，只有0.5%的电视剧达到了收视率0.75%的合格线。我们还缺少具有世界影响的现代文化符号。2012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仅占货物贸易出口额的1.26％，文化服务出口额仅占服务贸易出口额的2.55％。特别是内容产品出口还不多，占国际文化市场的份额还很低。仅以电影业为例，2012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影片38部，票房收入79亿元，而出口到美国的影片只有15部，票房收入仅0.24亿元。建设文化强国任重道远。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大家在反思中，都深刻认识到甲午战争还是文化之败。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人心垮了，文化垮了，才是败之根源。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中国的人心凝聚起来，汇集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万众一心去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总之，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才是中国梦想成真的时刻。
三、中国发展阶段之变
中国已经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从追随者到世界规则的共同参与者和制定者，从生存阶段到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先富到共同富裕，从物质匮乏到精神追求，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从政府包揽到多元参与，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我国外部环境面临的发展机遇变化。传统的机遇是纳入全球分工，加快投资，扩大出口。那时，中国先要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分工。缺钱，就要吸引投资。我们生产的很多产品是为人家代工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另外，中国国内还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也要靠国外的市场来消化国内的产能。现在，环境和资源约束加大了，粗放型经济不可持续，先进的技术买不来，外部市场也不行了。旧机遇变成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创新能力和扩大内需的新机遇，倒逼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和调整。
第二个变化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中国经济从两位数的增长变为个位数的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是我们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如今中国一年GDP的增长量相当于1994年一年的经济总量，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去追求更高的发展速度。面对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央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增长的合理区间。上限就是通货膨胀不能太高，要把物价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下限就是要保障就业。按照这个要求，把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定为7.5%左右。太高了，不利于结构调整；太低了，会给就业带来压力。而一旦经济发展越出合理空间，政府就会采取相应措施，表明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不是片面强调速度。当然，说经济放缓是一种符合规律的主动调整的结果，并不是说没有“忧”。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完成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任务既复杂又艰巨。
第三个变化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动力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中国利用劳动力价廉、环境承载力高等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利用向外部市场销售产品，换取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对一个发展中经济体非常管用。而一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之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外部需求减弱，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更多靠内部需求消化。如果继续简单用加大投资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就不对症了。下错了药，使反了劲，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造成产能过剩，加剧经济不平衡。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动力，创造和用好新的动力源泉，充分发挥好改革红利、市场化红利、城镇化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
第四个变化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要求更加迫切。“蛋糕”大了，人们在得到实惠的同时，不公平感增强了。老百姓不是对生产总值不满意，而是对收入分配、环境、教育、医疗等不满意。发展的软制约更加突出。我们看到，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越来越重要。比如，京津冀要协同发展，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前不久，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六省区市以及环保部等中央有关部委，已共同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今后，六省区市将分享“同一张路线图”“同一个储油罐”“同一个预警台”以及“同一支执法队”。京津冀有望两年内改变燃油标准不一的问题，统一供应符合国五标准的燃油。另一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更为突出。社会治理、社会保障、法治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文化发展等，都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努力推动协同发展。
第五个变化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诸多的变化表明，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制约，背后是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多年一直想改但改不动、改不了，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改的多是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不少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凝聚共识难度加大。二是改革必然触动利益，触及灵魂。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都要调整，甚至要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三是这次改革要解决制度的成熟定型问题。这涉及顶层设计，涉及体系性和制度性安排，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体制机制，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对党和政府把握全局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四是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把握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两个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大政方针已经确定。要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一是解决观念和理念问题。深刻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的扭曲行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诚信和法治建设，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二是解决好顶层设计问题。自上而下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为抓手，简政放权。三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从体系改革入手，全面推进。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四是抓住重点领域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五是通过各方面制度安排保障人民权益。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用加强社会建设等措施全面推进改革。六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激励创新主体、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全方位做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等各项工作。
“基础实才会行得稳，动力足方能走得远。”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要向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不仅要爬坡过坎，还要行稳致远。演讲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经济开局平稳，总体良好，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源自求是理论网2014.05.1215:21《时事报告》。)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曹勃亚
编辑：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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