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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

2017-04-28 14:16:31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 编辑:严欢

  唐宋时期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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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由此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经济规模。这些规模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大国效应。

  初始条件: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

  从唐宋时期的初始状况看,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共有9619254户,52880488人,进入唐代极盛时期。宋代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唐初正值战乱之后,人口急剧减少,而且逃散严重。《新唐书》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唐前期的统治者采取措施加快人口再生产。从贞观十三年到天宝十四载,人口数由13252894增至52919309,总增长率为299%,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2%左右。宋代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唐代开元、天宝之际,人口数量为6000万左右;宋代自宋仁宗时起,户口即超过1200万;宋徽宗年间户口超过2000万,每户以五口计算,人口超过一亿。二是区域大迁移。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长期的战乱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天宝元年,全国人口有60%生活在出产麦子和黍粟的黄河流域,其余40%则生活在南方;而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全国10000万左右的人口仅38%生活在北方,已有62%生活在出产稻谷的长江流域,南方的人口比例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人口重心永久地转移到南方。唐宋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唐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唐太宗平四夷、安海内,征服和统治了广阔的疆域;唐高宗时期,中国的领土面积达到1251.19万平方公里。宋代的疆域变化较大,由于辽金割据,北宋的领土面积为460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辽国为448.54万平方公里;南宋的面积为220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金国为530万平方公里。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土地因素看,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上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亲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唐六典·尚书户部》)宋代劳动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垦田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

  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

  唐宋时期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初始条件,从客观上促进了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从而形成唐宋时期庞大的经济规模。

  唐宋时期的人口规模、国土规模与大运河的开拓共同推动了市场繁荣。其一,唐宋的水路运输发达,承接了隋代开凿大运河带来的便利,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得以连接贯通;唐代注重对大运河的整修疏浚,并进行运河交通的相关建设,形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网络。同时,对全国道路进行大规模整修,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宋代极为重视水运,建立以汴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进一步疏浚开凿广济河、金水河、蔡河、汴水、江南运河和长江。这个时期,出现了船户、挑夫和舵工等职业劳动者,他们把产品运转到全国各地,使各地互通有无。其二,唐代城市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开元时,全国设郡328个,县1573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大中城市出现规模扩张的趋势,唐高宗永徽五年建成的唐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唐东都洛阳,周长约282公里;唐后期的扬州,周长在17公里以上;唐长安在籍在册的相对固定人口为40~50万,而流动人口数量不低于固定人口。宋代城市集聚更多的人口,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人口在100万以上,南宋临安人口也因“江商海贾”的汇集而在100万以上,武汉、建康、扬州、成都、长沙等城市人口均在1万至10万户以上。交通运输的发达促进人员和产品的流动,城市的繁荣也促进人口和商品的集聚,随后各类市场发达起来。唐代形成了以各级城市为枢纽的市场网络体系,第一层级是在全国具有中心或枢纽功能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第二层级是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的城市,如成都、广州、幽州等;第三层级是可以辐射、吸纳周边市场的州县治所。在唐代后期,城市冲破了坊市制度,在农村的草市大量增加,各类专业市场逐步形成。宋代的区域市场发达起来,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梓州和兴元为中心的蜀川市场,以永兴、太原和秦州为中心的西北市场。

  唐宋时期的人口规模、土地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唐代的农业生产规模庞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据《通典》记载,当时全国有耕地620万顷,以1唐亩合今0.786市亩和以每市亩产粮154斤计算,全国粮食总产量为750428万斤;宋徽宗时垦田面积达到1000万顷,耕作技术进步和水利条件改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剩余粮食的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唐前期的两河、山东地区丝织业发达,中唐以后,南方的丝织业突飞猛进,在江淮和西南地区占有显著地位;宋代的采掘业和冶炼业,从技术到规模都有极其显著的发展。采掘冶炼地区扩大,在产地集中的北方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铁产中心,如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河北东路邢、磁诸州铁冶、河东路诸冶等,不仅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而且规模庞大。宋代的造船业相当发达,有官营和民营两种类型,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高超的船匠。当时的漕船载重量大,可载乘1.2万石,海船可载600人左右。这样的大船,需要众多的工匠集体制造。唐宋时期产业规模的扩大,推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张。据估算,从公元10世纪末期到14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超过欧洲,人口为欧洲的两倍,经济总量超过了欧洲各国总和的两倍。

  大国效应:内需支撑和技术进步

  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典型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进而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形成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内需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繁荣。

  第一,大国依靠国内市场支撑产业的发展,实现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大国型式,“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大国发展型式,依靠广大的国内市场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纺织业、冶炼业、造船业、建筑业的发展,当时这些产业分工精细,有众多的工匠合作,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这些产业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可以有效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繁荣。

  第二,大国依靠人口众多和技术需求促进技术的进步,创造新的工艺和发明。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解释,当时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主要依赖于工匠、农夫的经验和思维敏捷的天才对自然的观察,中国因人口众多而拥有更多的能工巧匠、耕织能手和智慧过人的天才,因而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的假说,大国具有更大的技术市场,因而能够更好更有效地支持技术创新和发明,形成技术研发的优势。基于这两种原因,唐宋时期工农业技术取得重要进步。唐代发明先进的水车,江南的水利设施拥有灌溉、拒潮、排水等功能,水稻栽培已有移植法,并发明稻田除草工具;造船技术相当发达,并推动航海技术进步;冶炼行业创造金属切削工艺和磨制工艺,推广木风箱和灌钢法;唐代发明脚踏纺车,南宋发明水转大纺车,建筑技术、制瓷技术、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均得到发展。这些技术和发明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源自2017年1月18日《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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