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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哲学系，是当今哲学研究的重镇，多年来一直位列英国著名大学学科排名机构（QS)排名国际前20强。邓安庆博士任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学科带头人，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首席专家和相关研究的领军人物。邓教授祖籍江西，曾在湖南师大任教，对湖南文化、湖湘学派、湖湘哲学多有观察与思考。为了探寻湖湘哲学的当代意义，更好地以哲学推动湖南精神家园的构建和中国梦湖南篇章的谱写，本报记者特别约请邓安庆教授，就湖湘哲学的传承、发展、特色、精髓诸方面进行探讨。
1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在于它有一种引领整个人类朝向更加文明的世界发展的精神
湖南日报：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哲学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国文化强国的战略中，哲学对于我国强盛崛起的意义，似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邓安庆：您讲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本来，学哲学、用哲学是我党一贯的优秀传统，但客观地讲，我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放在了最前沿，哲学却被挤到边缘几乎看不见了。经济发展既让中国人普遍有了自豪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和购物，但也让不少国人变成了“经济动物”，所到之处，物欲横流，唯独缺乏“精神”和“灵魂”的跟进。
一个国家的强盛，虽然必须具备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建设战无不胜的军队和坚不可摧的国防，但这只是国家强大的一种表象和结果，而不是它的实质和原因。国家的真正强大，在于它有一种强大的制度性道义，既引领本国人民自主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同时也能作为“世界精神”引领整个人类朝向更加文明的世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曾经作为“轴心时代”的人类精神不仅让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远远超前于别的民族国家，而且引导着东亚文明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前行。而近代的英国哲学，使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实现了工业革命并建立起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从而使之成为“日不落帝国”；法国的启蒙哲学使得法兰西民族完成了“政治革命”，成为远未衰竭的欧洲列强；相对落后的德国，在“文化立国”理念的指导下，最终靠着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等哲学巨擘所实现的一个个“哲学的革命”，使之后来居上，持久地成为世界强国，至今不可超越。
2湘江也像莱茵河一样，是一条“流淌着哲学的河流”
湖南日报:是啊，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如同在黑夜里行走的醉汉，徒有一身强健的肌肉，也免不了会摔得鼻青脸肿。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我们湖南，它与德国有诸多可比较之处。德国有莱茵河，我们有湘江，德国有伟大的哲学家群体，我们有著名的湖湘学派。杨度先生曾有过这样的类比：“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如果说，德国在现代文明中“后来居上”是由于德国哲学起到了精神引领和价值定向的作用，那么，“湖湘哲学”在实现我国伟大的“强国梦”进程中，是否也能像德国哲学推动德国的发展那样，让中国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来实现我们现代文明的飞跃呢？
邓安庆:将湖湘文化与德意志文化做个比较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湘江也像莱茵河一样是一条“流淌着哲学的河流”。这两条河流不仅滋润了河边的大地，更加滋润了大地上生活的人的精神。莱茵河边哲人辈出、群星璀璨，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等伟大的哲学家依然是指引人类文明前行的灯塔，而湘江岸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贾谊、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杨昌济这些同样伟大的湖湘哲学家一直是儒家传统的传承者和中国精神的脊梁；德国出了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湖南则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虽然中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明显地被带往哲学之路，但湖湘哲学依然可以说，一直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传承和创新人文精神的作用。所以，我愿意相信，湖湘哲学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一定能在文化强国的战略中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当然，这需要我们对湖湘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有个返本开新的创造性转型。
3贾谊对湖湘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南日报:我们很想向您请教湖湘哲学本有的精神特质，它是如何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又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厘清湖湘哲学的源头是从哪里开始？普遍认为，屈贾文章是湖湘文化的源头，那么请问，湖湘哲学的发源与开端如何认定？
邓安庆：我们先从贾谊谈起。他虽然不是在我们湖南出生的人，但作为西汉前期的著名哲学家在任长沙王太傅期间和之后，对湖湘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湖湘大地上的第一个著名哲学家。他的思想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具有强烈的哲学批判精神，是真正正宗的儒学之代表。中国历来有许多假儒家，像我们一般所知的那样，只是皇权专制的歌功颂德者和整治百姓的爪牙，但贾谊初任太中大夫为汉文帝献计献策时就能大胆针砭时弊，他的《过秦论》至今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秦能战胜六雄而兴，却亡于谪戍之众，全因“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样的结论至今不会过时。所以，他坚决主张革除秦朝弊政，以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实施全面的礼制改革，他的“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的思想奠定了之后儒学礼制化的基础。即使在后来被贬谪长沙后，依然敢于大胆放言，就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社会改良和国防强兵等敏感领域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使得西汉政治树立起“中正仁义”的旗帜，让儒家思想真正落实为体制。
4“敢为天下先”不只是一种“霸蛮”之勇，它的“勇”源自于其思想的哲学内涵
湖南日报：是否可以说，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就是这样奠定的？湖湘哲学除了这种勇敢的批判精神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特色？
邓安庆:是的，“敢为天下先”实际上不只是一种“霸蛮”之勇，它的“勇”源自于其思想的哲学内涵：即对天下大势有客观而准确的把握，对“中正仁义”之“天理”有内在深沉的领悟，对吾国吾民有道义的担当和深切的体恤之情。湖湘哲学实际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但又不固步自封、排除异己，而是广泛地吸取黄老、墨翟、法家、佛学乃至玄学等等入儒，使儒学保持开放的心态，维持其真正的天下为怀之使命。所以，几乎所有的湖湘哲学家都是儒家思想的革新家。贾谊革新儒学，不仅把仁政礼治化，而且把法家思想引入儒家德治实践之中；周敦颐革新儒学，成为宋明理学之鼻祖，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王夫之革新儒学，成为“闻风而起者”的“水源木本”，民族的光复之原（章太炎语）；魏源革新儒学，成为“近世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湖湘哲学的革新，又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立私爱”（私权）“废王道”，相反它始终坚守“六经”确立的“中正仁义”之“常道”。这样的“常道”才是“天下为公”的“公道”，才是“天理良知”的活水源头。正如王夫之所言：“六经责我开新面，七尺从天祈活埋”。所以，有六经之本，有对天理良知的自觉，才有了湖湘哲学“敢为天下先”的“仁勇”，才有对专制统治者及其腐朽落实的制度进行批判的铮铮铁骨。没有这种铁骨，何以有言“七尺从天祈活埋”的豪迈？！因而，湖湘哲学虽然是一地方性的哲学流派，但由于它所秉持的乃是传统“六经”所确立的“常道”、即普遍有效、永恒不变的宇宙世界的伦常法则，才能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历史的巅峰。
5文化的全球化和地域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尖锐冲突和对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湖南日报：这涉及到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性”和“现代性”，思想的地域性和道义的普遍性之关系，就我所知，这在当前的学术思想界是非常重要而且争论异常激烈的话题，您能否继续结合我们的湖湘哲学，看看是否有较好的方法来破这个局，使得我们在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上不要陷入“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特殊和普遍”的非此即彼的断裂性抉择之中。
邓安庆: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目前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不容回避的严重分裂，不仅有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之争水火不容，而且有文化上的“复古派”和“现代派”之争怒目相向，还有思想上的“化西派”和“西化派”之争相互出言不逊。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仅体现在我们传统家庭的那种“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的失去，而且传统文化所根植于的乡村生活和社会，也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汉字也出现了可怕的缺位。
我们只要到长沙那些大的商业中心去走走，就会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万达广场里面的商场，几乎很难见到汉字汉文的招牌和店名，全都是洋文洋品牌，我们完全感受不到这是长沙的商场，仿佛就如同置身于一个西方的都市之中。这一方面可以说，中国已经全球化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了“汉字”在商场里的“消失”！这种消失，在我看来，如同哲学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缺位”一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经济上看，这是洋品牌全面“殖民化”的结果！你虽然借助于“贴牌”生产，能投机取巧地赚点小钱，但长久以往，无疑会导致我们民族工商业的彻底奴化，因为世界上决不可能有一个民族会因只是“贴牌生产”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
我们再回到文化上来。中国文化目前出现的全球化和地域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尖锐冲突和对抗，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西方发达国家也无不正在经历这种煎熬。但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这种对立的实质，实际上是基于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近代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思维所导致的，知性思维所据的就是对任何事物来个二元相分，你要现代化，他就要复古，你要言“器”（具体事物），他却偏言“道”（普遍法则），固执地把这些对立起来，却根本不顾，“现代”根本离不开自身的“历史”，正如“道”根本离不开“器”一样。所以，要克服这种知性思维唯有坚持辩证法，这就是我党一直坚持要学哲学、用哲学的根本理由。
6“学哲学”实际上就是要学会“根源之思”，到本原处解决现存的二元对立之困局。湖湘哲学家是破二元对立之高手
湖南日报：但“辩证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流于“对立统一”的言辞上的诡辩，您是否可以结合湖湘哲学具体地讨论一下，用辩证法如何克服我国文化目前所陷入的这种知性思维的泥潭？
邓安庆:是的，“辩证法”虽然在国内为众人所知，但常常被人误解误用，人们只能从字面上说，“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但殊不知，把相互对立的双方辩证统一起来，谈何容易？所有的辩证统一都需要先破“对立”之局，找到导致其对立的根源，之后再从“根源”上，而绝不是对立面现存的格局上，才能找到破局的方法。所以，一切真正的辩证思维，首先要进入“根源之思”，然后让存在扎根于本原，才有“统一”的希望。这种“根源之思”就是真正的哲学思维。所谓“学哲学”实际上就是要学会“根源之思”。惟有学会了“根源之思”才能用好哲学，即回到本原处解决现存的二元对立之困局。
湖湘哲学家实际上都是破二元对立之高手。儒家先哲展示了人生、社会和国家治理所必须面临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家-国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夫-妇关系，如果人们着眼于眼前，着眼于自身，它们都是矛盾的。如果从亲亲、尊尊的自然情感之外推，最终人们能做到“亲其亲”“尊其尊”，但做不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尊其尊”的“大同天下”。在依然发生矛盾而无破局方法之处，人们最多能像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但恰恰是这种“大行”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在“父-子”，“君-臣”对立关系之上的一个本原之域：“义”和“道”。
周敦颐的理学解决各种“对立”困局的方法是回到“无极而太极”的本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理，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基于自己的特殊性，谁都有一大堆“理由”和别人的相对立、相矛盾，如果我们依然只能站在某个特殊立场上，就不可能化解这些矛盾，不能说出一个真正的“理”来。但做大事者，从来不纠结，因为他是秉承“道”的“大行”，依据真正的“理”，这种“理”不在任何人的“特殊性”中，这都是有形、有象、有极甚至是“极端”的，但我们要破这个局就必须先从各自的“极”（特殊性）中退出来，回到一切特殊性尚未开端的起点，即无形、无象的“太极”，“太极”无极而能“妙万物”，所以是一切“理”的根本，“天道”。
所以，儒家的亲亲、尊尊伦理原则，如果仅仅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特殊关系述论，就永远只能是“特殊性”伦常，而不能变成维系“公天下”的“中正仁义”。周敦颐从“无极而太极”的“天道”出发，把儒家的伦理纲常上升到超越一家一族之“仁义”的普遍性“中正仁义”了，而且在对这个中正仁义的阐释中，他又不像那些从特殊义理出发的儒生执着于把家庭的自然亲亲伦理移植到社会国家伦理之上（所谓的“移孝作忠”）的荒唐做法，而是强调“朝廷”“中正”的首要性，即“朝廷正而天下治”。朝廷治理天下，首要的是秉持普遍的“中正仁义”之“天道”而“正”朝廷，“朝廷正”才可能有“天下治”，非有朝廷本身不正而能治天下者。朝廷治天下，依据的是普遍的天道，而非一家一族之义。只有朝廷行的是普遍的“天道”，才会有“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之天下大同的和谐盛世。这就是湖湘哲学的高妙之所在。
7王船山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堪称思想的巅峰
湖南日报:王船山堪称中国哲学思想的巅峰。但学界有一个现象，似乎王阳明的影响超过了王船山。您能对二者做个简单的比较吗？
邓安庆：王阳明心学特别强调了人的道德自觉和自信的极端重要性，对程朱理学中空谈天理甚至以“天理”灭“人欲”的错误进行了纠偏。但心学极端地强调良心的内在确信，同样是非常偏颇的。王船山虽然偏重经史结合的理路，但又不把天理同人欲相隔离，不把道器相割裂，而且，在特别强调人心的作用的同时，植义理于历史，具有重儒家外王，重经邦济世的务实特色。所以，王船山的学术品格，就像钱穆先生评价的那样：“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
湖南日报：8月20日，我省在长沙召开《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湖湘哲学是否都有一种超越“特殊性”亲情伦理而上升到普遍天理的特征呢？而我们平常说，湖湘哲学的精髓在于“经世致用”，不是与这种“空谈天理”的道德形而上学相对立吗？这些年，我一直在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我想请您结合王船山的经典哲学著作，对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谈些建议。
邓安庆:王船山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黑格尔在德国哲学中的地位，堪称思想的巅峰。与黑格尔类似的是，他的哲学思想，既有纯粹哲学的高论，同时又与“历史”相统一。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读通鉴论》。在儒学中，“中正仁义”既是自然亲情的特殊私人关系伦理，同时也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天道良知，许多人局限于一极，而不能透悟其真知，而王船山结合《通鉴》是这样解释的：
“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正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亘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
当今有些人借着复兴国学的机缘，而偏偏要把儒学解释为中国特殊的正义，甘居于特殊性文化而排斥普遍的正义，这实在是所谓的“新儒家”的自甘没落。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按照一人、一时、一家、一族之特殊之义，都只能是“私义”，只有把它们合于“古今之通义”，才能有“亘千古”，“通天下”的普遍正义，这种“正义”才是儒家圣贤所伸张的“中正仁义”。中国文化只有确立起这种普遍有效的正义，才有可能重写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新作为世界历史民族引领世界文明的进步。
因此，在当今世人唯经济、唯权力地在世俗的欲海中不能自拔之时，我们依然要在湖湘哲学中去感受那种超然、脱俗而崇高的中国真正的文化精神，我们的强国梦依然要寄希望于湖湘哲学真精神的阐发和提升。“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这既是世人对王夫之思想意义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我们对湖湘哲学经世致用价值的殷切期盼。
(源自湖南日报电子版2015年8月28日理论版。)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蒋祖烜 奉清清
编辑：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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