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当前阶段的改革之所以难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体社会成员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调整目前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转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不合理、不公正，并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公权力的约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存量调整必然要触动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这些能够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下获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体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有些甚至就是主导、执行改革措施的公权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如果单纯从物质层面推进，必然事倍功半，只有从思想转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获得更大的助力，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
思想转型是前三十五年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五个转变：一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三是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五是从物资紧张缺衣少食转向小康社会。这五大转变有的已经实现，有的仍在进行过程当中，整体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首先是思想获得转型，继而顺利推动了体制、机制的转变。
以第一个转变为例，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同样是从思想方面逐步打开局面的。这个转变首先是得益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因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才使得从实践中得来的认知开始不断地冲击计划经济理论的藩篱。其次，从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多方讨论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其中经过了充分的讨论、辩论，诸多专家学者在各次会议、文件以及报刊杂志上碰撞思想，最终达成共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没有思想解放的空间，就不可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打破思想再次险遭禁锢的阴霾之后，在之前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环境当中，《解放日报》刊登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一系列文章，文章激起极大的争议，但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最终十四大突破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
从人治走向法治也是以思想转型作为先导，“文革”的十年动荡，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治的缺陷和法治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指出，“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在南方谈话时又指出，“搞法制靠得住些”。此后，经过法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辨析，对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入，法治也逐渐升级成为与人治完全对立的法治。思想的转轨最终推动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等也都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用实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解放了思想，什么时候改革就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乃至突破；哪个方面率先解放了思想，哪个方面就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思想转型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
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比之改革刚刚起步时物资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要好得多，同时，改革的总体方向也已经确定，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比过去需要摸索改革的方向要更加有利。但是，就改革本身而言，当前的改革难度一点都不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改革难度低，改革的阻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时的改革，主要是思想上的障碍，只要能够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共识，改革就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收益，进而迅速印证改革思路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取得改革的思想共识。当下的改革除了仍然存在的思想阻力之外，既得利益因素已经成为阻挠改革前进的最大障碍。
过去35年来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13亿人口的大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漏并导致利益分配格局上的扭曲。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前改革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补足这些制度缺漏并扭转过去形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是在利益格局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制度层面上的任何一点改革都会对现存利益结构带来极大冲击。虽然改革是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但短期内必然要损及既得利益者，改革对既得利益获得者而言总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和腐朽思想就会加速合流，既得利益利用落后的思想来保障其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正当性，落后保守思想利用既得利益的权势来弥补自身在逻辑上的缺陷和理论上的虚弱。既得利益与保守思想合流对改革的威胁在于，能够通过制度上的缺漏并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攫取到更多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很多都是体制内的权力持有者，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下，这些负有推动政策落实责任的人员在思想上难以真正跟上中央的步伐，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这就极有可能使《决定》在各种阳奉阴违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成为一纸空文。
要打破这样的改革僵局，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争取思想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改革的攻坚阶段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达到改革的目标，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就必然以切断既得利益链条为前提条件。如果思想被既得利益所绑架，那改革就必然顾左右而言他，专注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有意无意地忽略改革核心领域的突破。
思想转型之所以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还在于它是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的重要武器。许多学者在谈及改革时，都将既得利益者与既得利益格局混同，认定其为改革的阻力。实际上，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就是改革的阻力。在中外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改革家本身都是原有制度条件下的既得利益者，譬如毛主席是富农家庭出身、周总理出身富商家庭、朱德元帅曾经是旧军阀，他们作为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利益所绑架，而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接受了新的思想，思想的转型促使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了革命家。而且，往往这些从既得利益者转化而来的革命者才是革命（改革）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比那些希望变革的弱势群体更有知识、更有力量去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过去改革过程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归结为改革的阻力，恰恰相反，这些能够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思想转型积极争取的最重要的改革力量。一些事实也已经表明，当下许多思想清晰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乃至体制内的各级官员都认识到了现有发展模式、体制机制的不可持续，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推动改革前进。这些既得利益者当中的有识之士，将会是改革有力的推动者。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思想转型将所有愿意为国家繁荣富强、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建立有利于改革的统一战线。
要为思想转型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人的思想要在现实当中发挥作用，必须经过言论的媒介，使思想表达给众人，思想的转型必然存在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冲击和碰撞，思想的碰撞则必然伴随言论的交锋，所以才有真理越辩越明之说，简言之，言论是思想的载体。只有通过言论的辩驳，人们才可以相互启发、督促，言论没有自由的空间，思想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所谓创新、突破等都将只能是黄粱美梦。推动改革，需要以思想转型为突破口，而思想转型则有赖于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动辄因言治罪，那么即使开始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最终的结果也不会乐观。当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没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更难以通过思想转型来使改革取得突破。
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后，改革的对象从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财富生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推进到了更间接但影响又更深远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个层次的改革与意识形态问题更加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难度和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过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为当下的保守者，这个道理与“鸟笼经济”在一大二公环境下是改革进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变成保守落后的是一样的，只有在思想上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型，才能够对改革的进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改革已经不能够通过社会财富的创造立竿见影地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是有赖于运用清晰的逻辑、总结历史的规律、凭借卓越的远见和追随世界的潮流来探寻要走的改革路线，并最终通过一定实践的积累来验证。因此，要实现思想转型，就不能预先划定言论的禁区。试想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严禁提及商品经济而不是激烈争论，严禁提及股份制而不是允许讨论乃至试行等，就不可能实现思想转型，我们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今天系统性、复杂性、协调性更高的改革更需要广泛的讨论，尝试并结合国情吸收各种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也还不够健全，市场上有毒食品时常出现，环境资源屡屡遭到破坏，雾霾笼罩大半国土，贪腐问题也为人民所关注。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我国的特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类似的诚信缺失、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的媒体人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新闻揭黑运动，期间广播媒体曾揭露不良企业用老鼠肉、病死猪制作肉馅，把正在吃早餐的罗斯福总统恶心得把早餐都吐了出来，但得益于美国宪法对公民言论的保护，新闻揭黑运动尽管被一些政府官员嫌恶为“扒粪运动”，但美国舆论界不屈不挠地报道，对国家制度的改良、公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奠定了美国社会繁荣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闻媒体也在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当中，通过对“吴苏案”“萧天赞案”“上上级案”的新闻监督，颠覆了广大司法人员的思想认识，有力促进了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要破除从政府官员到市场主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作风，而要实现这样的思想转型，则必须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公序良俗能够感染之、鞭策之。
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为了让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能够自由表达并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使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批评能够发挥更好的督促作用。与此同时，国家也需要有力的监管来剔除那些渲染黄赌毒、宣传煽动民族分裂、恶意造谣中伤等违宪违法的言论。但我国对舆论的监管还没有完全纳入法治的轨道，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对社会舆论随便干预的结果不仅扼杀了思想解放、思想转轨的希望，也使政府本身的宣传丧失公信力。因此，只有将舆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由此来看，尽快制定《新闻法》是当下促进思想转型、进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可行选择。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推选语
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改革决策过程的参与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他的身影。他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为本”和“民本经济”，丰富了改革的相关理论创新。他时刻都在为深化改革“鼓与呼”，是改革舆论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感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一步”，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其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关键。习近平同志也讲了，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解放思想。所以我认为可以提出“思想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取得理论的创新和改革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为保障的。离开思想的解放，一切成果都是会落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一是思想上的障碍，二是既得利益的阻挠。面对这两个阻力，解放思想仍旧非常重要；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思想转型为前提条件。
我从事改革工作几十年来给中央提出的建言共有38件。这些建言有的是事关全面的改革总体规划设计，有的是改革理论创新，有的涉及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的是重要领域的改革，有的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些建言，我们能够体会到改革绝非简单的口号，不能清谈空论，改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理论突破、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希望我关于改革的一些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出更多理性、务实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议，使13亿人的大国尽快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金光大道。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1929年9月，高尚全生于上海嘉定，在嘉定完成了初中学业之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高中学习。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60多年来，高尚全走上了一条不断求索之路，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他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尚全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三任总理。高尚全先后参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会议的重要文件、决议和报告的起草，他多次向中央上书直陈改革，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多次受到中央高层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注。
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着辉煌历史：
1984年，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1987年，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针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等建议，被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他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他提出的把“自由”和“人权”写入十五大报告的建议被采纳。
2003年，他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工作时，对“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最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13年5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主题，建议为“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二、建议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三、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总理任副组长。这三项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
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源自求是理论网2014.03.2714:15《人民论坛》。)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高尚全
编辑：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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