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编者按：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风起云涌、波谲云诡，这既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赢得发展的主动和优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有鉴于此，本版今天组织经济学领域3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专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如何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
刘志彪
随着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国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正趋于消失，第二轮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正在形成。在机遇之窗转换之际，认真分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特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对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从战略和战术上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值得深入探讨。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与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相比较，我国新一轮的全球化机遇，最起码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过去我国在低收入条件下，因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成长过程较多利用了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之后，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和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已经转化为百家必争的市场。为此，需要我们把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利用和开拓自己的市场，以自己的内需拓展自身增长潜力，而非继续依赖那些处于调整底部的其他国家的市场。
第二，从低级要素利用转向高级要素吸取。过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充分开发和使用的是与世界工厂需求相适应的一般要素。与这种依托低成本要素参与全球低端分工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不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要提升我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地位、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要求我国依托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人才要素，以此推动我国经济从学习模仿全面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获取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第三，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创造全球化战略机遇。我国参与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动发动的，其为利用我国的加工制造平台，采取国际外包形式把我国纳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我国企业在这条由跨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俘获”的地位。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我国要利用自己潜在和现实的市场规模，促进全球要素的重新集聚和重新配置。因此，它是我国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格局的变化所作出的主动战略调整，也是我国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对我国的影响
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获取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而且将产生深度开放促进全面改革的制度创新红利，从而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高度。
其一，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我国把逐步消失的人口红利逐步转化为人才红利。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发挥的是我国人力资源的高性价比优势。世界工厂地位的建立，使我国低端劳动力要素获得了充分使用，但也让出了高端要素市场。转向以我国的市场容量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战略之后，由于摈弃了简单的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更多地进行自主品牌创建，这将使人才而不是低工资的劳动力成为开拓本国和全球市场的第一资源和第一要素。
其二，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我国把逐步消失的学习模仿驱动成长的红利，逐步转换为创新驱动的发展红利。第一轮经济全球化采取的是学习模仿驱动的成长模式，其特征是引进国外技术、吸收外国资本和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这一发展模式正受到许多因素的挑战。一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技术封锁、知识产权等手段遏制我们的模仿学习；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总体上出现了以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的要素再评估进程，传统的生产成本优势相对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正逐步丧失，迫切需要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和技术进步，即通过启动创新驱动战略消化吸收掉要素成本的上升影响。众所周知，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不可能在封闭式的环境中进行，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是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大趋势。我们应积极利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促进我国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转型。
其三，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我国把逐步消失的增量改革红利逐步转换为通过存量改革获取改革红利。过去政府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全球化发展模式，与通过增量改革获取改革红利的思路具有一致性。在实践中，选择“通过出口促进发展”其实就是在利益上做“加法”。而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到了不选择对既有制度进行改革、不选择对存量利益进行调整，就无法稳定更无法发展的阶段。因此，推动经济超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利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基本前提，它决定了我国现实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决定了我国吸收全球高级生产要素战略的具体实现。同时，结构性改革也是进一步开放的前提，是深度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力量。
支撑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关键要素
根据国际经验，决定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关键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一是全球性城市。城市是跨国企业开拓全球化的载体和重要节点。只有全球性城市才能具备足够的内需规模去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全球性城市不仅是指城市的规模，而且是指城市的高度开放性、高度发达的承载和容纳能力，及其彰显的个性和特色。我国如能把一些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建设成为像纽约那样具有较强综合功能和辐射力的全球性城市，或像香港那样拥有突出的金融、交通、会展功能，或像日内瓦那样以优美的环境和一流的服务吸引国际组织和机构，那么我们就真正具备了依托全球性城市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载体和基础。
二是全球性产业。我国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不能在封闭条件下追求产业门类的完整性，也不能以形成“全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战略目标，而应该通过在产品内分工中形成竞争优势。在全球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产业升级的形式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对某一具体环节、生产流程和工序等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推进产业升级的努力，就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整体的价值链升级，而应对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生产阶段、工艺流程、技术特征逐步推进，从某个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做起，最终实现在某一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同样，我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在全球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和高度的差别化，即在细分的全球市场内培育“小巨人”和世界品牌。
三是全球化企业。为改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地位，首先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和竞争，塑造我国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控制者”地位，或作为全球创新链中掌握技术高端的一员。根据国际经验，我国企业需要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效率竞争和不断淘汰，首先在国内完成行业内的大规模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尤其是必须放手让民营企业进行市场的“进入/退出”活动，从而逐步诞生民营性质的巨型跨国公司。这是形成我国跨国公司所必须走出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收购兼并活动。只有经历了这两个过程，我国才可能真正拥有具有全球地位的跨国企业。
四是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人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和核心资源。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在要素结构上，是以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那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就要以人力资本创新为焦点；在工作抓手上，前者重点是对基础设施、出口导向的开发区等进行建设，后者则要以建设各种软性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环境为主；在政府政策上，前者主要是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后者则是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鼓励和诱导。为此，要把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作为实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手段。就当前来说，我们应该趁西方经济长期陷入衰退的极佳机遇，吸纳一大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时要把提升本土人才的全球化素质作为根本之策，逐步推进教育国际化。（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研究”首席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当前国际投资政策趋向与我国的应有作为
曾华群
2010年12月，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和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国际投资协定研讨会，提出了“国际投资协定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题为“迈向新一代投资政策”，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IPFSD）。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共同路径”取得了初步共识和成就。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兼有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亟须对上述问题确立相应的立场和对策。
国际投资政策从“传统”到“新一代”的发展趋向
《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一次高度关注投资决策和决策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语境中，“投资政策”包括国内法方面的外国投资立法和国际法方面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而“新一代”的用语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回顾“投资政策”的传统特征并考虑新旧“投资政策”之区分。
投资政策的传统特征有：一是偏重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的保护。长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为吸引外资，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法律政策普遍偏重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和优惠，缺乏或放松对外资必要的管制或制约。在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中，片面强调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的自由开放（如“设立权”条款等）、高水平待遇（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等）、高水平保护（如征收赔偿的“赫尔”规则等）及投资者直接诉诸国际仲裁的权利等。二是未重视“可持续发展”。作为偏重保护外资和外国投资者的后果，传统投资政策未能充分顾及东道国的需要和发展，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缺少作为。三是保护和管制外资的两种努力各行其道。一般而言，保护外资的法律，无论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均属“硬法”，具有法律效力，而管制外资、跨国公司的国际规范，则大多属于“软法”，成效甚微。
在很大程度上，“新一代”投资政策试图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提出了11项“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则”。对此，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解决思路或方式：其一是“平衡”，其二是“可持续发展”，其三是“全面”。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则是全方位的，强调保护外资和管制外资同等重要，力图连接上述“各行其道”的保护外资和管制外资的两种努力。
总体上，“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则”是UNCTAD关于国际投资方面国际治理的重大贡献。其特别强调投资决策中的发展中国家权益，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斗争的重大成果，也获得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则可视为“南北合作”的新共识和新成就，奠定了国际投资新秩序的基石。
我国在建构国际投资新秩序中的应有作为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旨在建构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可持续发展”“和谐共赢”的国际投资新秩序，符合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和长远利益。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兼具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在基于IPFSD的国家和国际实践中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第一，促进“平衡”“可持续发展”“全面”成为国际共识。“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是“公平互利”原则的体现，具有普遍性价值。然而，UNCTAD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此已经达成共识。我国国际法学界、政府主管部门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实践中，应通过各种努力，促进各国真正达成“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的共识。这不仅符合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互利”原则，也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从解决“南北问题”的角度看，“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是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我国应始终坚持并积极实践。
第二，及时制订我国“可持续发展友好型”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可分为欧洲范本和美国范本。欧洲范本是传统范本，条文与投资密切相关；美国范本内容繁杂，涉及国家安全例外、金融审慎、税务等新内容和复杂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2012版）更是在“传统特征”方面不断升级和强化。我国现行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主要借鉴欧洲范本。当前，需要认真总结我国30多年来的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经验，研究相关国际实践和案例，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和“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则”，参考UNCTAD的“国际投资协定要素：政策选项”，选择和采用体现“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的要素，及时制订我国“可持续发展友好型”双边投资条约范本。
第三，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友好型”双边投资条约实践。“可持续发展友好型”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的重要特征，是增加了“可持续发展”“东道国权益”及“投资者责任”等创新因素，以求平衡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的权益。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下，期望发达国家主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开展“可持续发展友好型”双边投资条约实践是不现实的。在发达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固守传统的情势下，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实践如何发展，至关重要。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平等的缔约双方，具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共同历史使命，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和“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核心原则”，选择“国际投资协定要素：政策选项”中的创新因素，形成和确立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在强调“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等方面形成和发展新的规则和标准，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友好型”双边投资条约的普遍实践，进而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双边投资条约实践及双边投资条约的总体发展趋势。（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制研究”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授）
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趋势及我国的应对战略
徐明棋
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世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为，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高潮期走向尾声，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将不仅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脑的广泛运用，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将创造出很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
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的上述特征，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角度看，我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仍具有运用成熟技术缩小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深化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我们还具有一些后发优势，在一些产业上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我们的某些研发投入可以走前人走过的捷径，通过消化吸收现有先进技术更上一层楼。但是，挑战也是紧迫和严峻的，因为新的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突破往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最先进、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取得的，我国如果不能在上述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中取得先机或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就难以长久保持。
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全球范围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争取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要认识到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加快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而不再纠结于当前的调整阵痛；要认识到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协调调控机制所具有的内在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加各种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趋势及中国的应对战略研究”首席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源自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2013年08月07日09:03光明日报。）
来源：湖南省社科规划办
编辑：严欢